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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成为2024年的投资者，而不是1971年的投资者。那时，投资选项有限、不透明且昂贵。投资组合基于预测，通常高度集中。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计算机变得可用以来，领先的学者开始使用股票市场数据开发和测试理论。在短时间内，开创性的研究问世，为投资从一种投机运动转变为科学铺平了道路。那么，这些学者发现了什么？首先，专业的基金经理的表现并不比您期望的偶然表现更好。
扣除费用后，他们的表现不如偶然，结果看起来是随机的。芝加哥大学的吉恩·法玛发展了有效市场假说，为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他的主要见解是市场能够很好地整合所有可用信息并将其体现在价格中。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您可以在无需识别定价“错误”或预测未来的情况下获胜。在很多方面，它预示着投资民主化的开始。我很幸运在芝加哥大学就读，那时许多新想法正在开发中。很难描述这是多么令人兴奋。
突破性的想法促成了更多的研究和更多的问题。它激励我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快进到1971年。我与麦克·麦克奎恩合作创建的一个早期指数基金，是将这些见解应用于实践的一步。麦克拥有现在被誉为“名人录”的学术顾问团队，其中数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问自己，“如果投资者很难持续挑选获胜者，是否有办法在不猜测市场的情况下击败市场？”该小组考虑了不同的加权方案和增加杠杆作为可能更佳的表现方法。
这促使我们推出了一个等权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指数基金。在形成指数投资组合时，两个属性被认为很重要：最大化投资组合多样性和最小化昂贵的交易。不久后，富国银行的信托部门想出了一个简单的想法：使用市值加权来追踪标普500指数。这引发了人们的想象，因为它易于解释且成本低廉。在当时，指数化是一项革命，因为它意味着投资者最终可以捕捉市场的收益，而无需试图把握市场时机或挑选股票。
它还创建了一种容易监控的经理问责制的新标准。除非指数基金的回报与除去其费用的指数回报相符，否则经理没有尽职尽责。但最初作为督促经理的一种方式，成了一种对零追踪误差的痴迷。这种对匹配而非超越基准的坚持不必要地僵化了，它亏待了投资者，让机会白白溜走。因此，创建第一个指数基金后不久，我和我的同事们就致力于创造更好的东西。
当我们于1981年创立Dimensional时，我们希望给投资者一个比指数化更好的机会，同时仍保持多样化和低成本的优点。我们称这种更好的方式为Dimensional投资。我们的第一个优势是结构性的，设计由金融科学指导的投资组合。按照市值加权股票，像许多指数所做的那样，并不是形成一个多样化并有市场分段风险敞口的投资组合的唯一方法。
后续研究发现，不是所有股票都有相同的预期回报，因此我们系统性地强调历史上表现更好的市场维度。第二，实施也很重要。尽管许多指数的再平衡一年仅一到两次，灵活性允许您根据最新信息每天买卖证券，以提高回报。设计投资组合并良好实施是Dimensional在43年来所做和改进的。因为我们不拘泥于匹配指数的僵化目标，我们可以按我们希望的时间和方式交易。
这种灵活性成为价值的关键来源，因为它允许我们寻求比指数基金可能获得的更好价格。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由于其期权定价模型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强调了灵活性的优点。这一见解超越了期权，在实施中更多的灵活性可以给投资者更好的交易，同时仍允许他们受益于指数化的积极方面。灵活性是区分Dimensional和指数化方法的关键所在。回看1971年，看到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叹。
关于投资，人们今天的经历要好得多——费用更低，透明度更高，我们对市场的理解也在进步。我们创立Dimensional的信念是我们可以为投资者做得更好，回顾过去四十多年，我们确实做到了。
